第626章 木卫十
第626章木卫十
下课后，蔡元培和李谕、鲁迅、李大钊等人一同吃饭，本来想叫上辜鸿铭，不过他明显不太想和一帮搞新文化运动的人在一起。
来到饭店，李谕问：“胡适之和辜老先生不太对付？”
“相当不对付，简直是死对头，”蔡元培笑道，“一个刚刚留学回来的毕业生就做了教授，不止辜先生，还有很多老先生无法接受。”
“适之教的什么课？”李谕问。
“中国哲学。”蔡元培说。
胡适在美国学的就是哲学，算他的老本行。
“学生们的评价怎么样？”李谕有些好奇。
蔡元培对李大钊说：“守常（李大钊字）与学生来往较多，应该更了解。”
李大钊说：“昨天我听文科学院成绩最好的傅斯年评价，适之讲的墨学一课不太理想，就像外国汉学家讲中国文学，虽然有些观点比较新奇，但大多浅尝辄止，没有深入探究，也不太适合中国人。”
傅斯年是后来的史学大家，目前在北大文科念书。
他的成绩相当出色，从入学开始就一直位居第一。而且傅斯年颇有“大哥范”，除了学问好，还长得很壮，能打架，讲义气，小时候就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他，现在更是北大学生中的头头。
“另一位成绩很好的学生顾颉刚也有类似评语，”李大钊接着说，“不过傅斯年对适之的总体评价不错，认为‘（胡适）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，但走的路是对的。’”
李大钊为了顾及老师的面子，没有说全，其实傅斯年最后还有一句：“你们（学生）不要胡闹。”
李谕笑道：“学生评价先生，有点意思。”
这是初期北大的一种风气。
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，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，出路也比教习好。所以曾有放弃教习位置而宁做学生的，这个传统让北大学生有一种隐隐的优越感。
民国以来，北大的招生和教师聘请两方面比较随意，没有其他学校那样严格的标准。不少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真的超过老师，北大学生的回忆录里经常看到学生刁难教习的记录。
而胡适能短时间在北大站稳脚跟，真的离不开傅斯年这个学生头头。
后来胡适自己承认，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上的谋逆，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，要赶走他，结果因“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”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。胡适十分感慨：“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…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，没有引起风波。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（傅斯年字）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。”
蔡元培说：“适之十分用功，他知道自己在国学方面比不上一些学生，尤其像傅斯年那种在章门学习过的，所以不仅提心吊胆，也一直加倍学习。”
“这个我知道，”鲁迅说，他也曾拜在过章太炎门下，“适之经常拿一套《章氏丛书》钻研，并且用新式标点圈点了整书，遇到不明白的就去询问德潜（钱玄同字）。有时学到深夜，便只吃个皮蛋对付。”
李谕在多所学校开过讲座，所幸没有受到过什么刁难。
李谕以为胡适过了学生这关就万事大吉，蔡元培却又说：“不止学生发难，北大现有的一些老师也认为适之不通。”
“不通？不通什么？”李谕问。
蔡元培说：“适之上课发的讲义叫做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有位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老师在课堂上拿着适之的讲义说，‘我说胡适不通，果然就是不通。只看他的讲义名称，就知道他不通。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，说中国哲学史大纲，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？’”
“哲学”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很新，是近代从日本那边转译过来的。
既然连“哲学”这个词都没有，中国古代自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。
西方哲学动辄就会谈到一个词——“存在（being）”，这是西方哲学的重中之重。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语相对应。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，也并非什么特别重要的概念。
因为中国文化太长，完全自成体系，没必要去讲西方的“哲学”。
后来胡适想通这一点，便坚持说自己研究的不是“中国哲学史”，而是“中国思想史”。
思想这个词就很有中国味。
但此时胡适确实犯了个小错误，在北大，“哲学史”三字是一个整体概念，即“哲学的大纲”，而不是“哲学之历史”的意思。
那位教授据此取笑胡适，笑得没毛病。
“适之在北大还有那么点水土不服，好在有白话文运动这个强项。”李谕说。
胡适总归混得很不错，成名相当早。
几人慢慢又谈到欧洲大战，毕竟北洋政府已经对德宣战。
李大钊对这方面最关注：“俄国的退出是今年欧洲大战最重要的因素，我在报纸上看到列宁那句‘和平、面包和土地’口号时，就知道东线战场要结束了。”
鲁迅说：“不仅俄国，今年法国的兵变闹得也很大。两边都出事，真担心德国趁势反扑。”
“没这么简单，”李谕说，“法国军队的哗变并非俄国那样的革命，可以压下去。而且美军参战后，西线战场上德国面对的压力只怕会更大，最终的决战要来了。”
法军年初发动了一次大反攻，由接替霞飞的新任总司令尼维勒发动。
不过他的作战计划在战前就被德军全部知晓，因为尼维勒竟然到处演讲，给士兵讲了具体战术……
开战后，尼维勒调集了大量火炮进行火力覆盖，要强攻德军布置的兴登堡防线。
但等法军的火炮弹幕结束后，德军的堑壕、碉堡和炮台并没有受到太大损伤。
法军步兵进攻时，一战战场上最出名的死神马克沁机枪就开始收割了。
尼维勒攻势可以说毫无进展，法军被打残，西线从此主要由英军和德军对峙。
英国人那边，则搞了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核爆炸。
梅西纳山脊战役中，英军在德军阵地下方挖掘了五千多米隧道，埋藏了445吨炸药，凌晨时引爆，睡梦中的德军被炸死2万人。
德军提前发现并做了防爆工作，但没想到英军搞得这么绝。
但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，因为年度大戏在俄国。
李大钊说：“我有些担心华工情况，欧洲大战如此激烈，要是北洋政府派的军队过去了，恐怕损失更惨重。”
李谕说：“美国的士兵还要训练一年才能奔赴战场，可能根本用不着北洋士兵。”
段祺瑞的确按照日军的模式组建了三个师，但他们直到一战结束还没训练完成。
聊了大半天，饭店端上来了饭菜。
鲁迅对大家说：“这家店有道最近名动京城的‘总统鱼’，大家尝一尝。”
李谕看着桌上那盘大鲤鱼，随口说：“很正常的菜，起的名字这么唬人。”
鲁迅解释说：“这是新任的冯国璋冯大总统从北海、南海、中海中捞出来的，异常名贵。”
蔡元培说：“三海里的鱼？里面不都是前清皇室和过去袁大总统养的嘛？”
“所以很珍贵，”鲁迅说，“冯大总统听说这些鱼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，就找商人捞了出来，卖到各家饭店，听说赚了好几万元。”
李谕笑道：“这个总统当得太无趣，搞钱竟要从竭泽而渔的地方下手。”
民国的总统没钱还没权，就图个名，黎元洪也就罢了，冯国璋是个实权派，当了没多久，就坚持不下去。
蔡元培拿起筷子：“我得尝尝三海的鱼有何不同。”
品了几筷，蔡元培说：“味道没太大不同，但鱼真够肥。”
——
从北大返回的几天后，李谕在京师天文台又见到了一个前来拜访的学者，高鲁；随同的还有一名清华学校毕业生，两人都是天文学者。
高鲁是近代天文学家，首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、南京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。
“院士先生，您真把这座古观象台做成了现代天文台的样子！”高鲁兴奋道。
李谕说：“花了好几年，望远镜是从美国运过来组装的。”
“放眼全世界，您在天文学领域都首屈一指，在下不出国就能领略天文学大咖的风采，”高鲁说得很真诚，“我过去在比利时留学，便喜欢上了天文学，回国后一直找不到如此设备优良的天文台。”
李谕说：“我平时比较忙，正好天文台缺人，如果阁下喜欢，可以当个台长。”
“不不不，”高鲁连忙摆手道，“台长还是院士先生做，我只要能摸到望远镜就心满意足。”
“那就做个代理台长，”李谕笑道，“还有北洋政府发的薪水。”
反正要不是李谕凭空出现，京师观象台的台长就是高鲁的。
当然了，要是没有李谕，京师观象台仍然只是个设备落后、形式大于意义的地方。
高鲁异常热爱天文学，三两句劝就顶不住：“多谢院士先生！此前我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天文台是法国人修建的，每天只能干些杂活。”
李谕带他们进入天文台内部，那名清华学生忍不住道：“好壮观的望远镜！比徐家汇的大好多。”
“我似乎在清华学校见过你。”李谕说。
高鲁随即给李谕介绍：“他叫余青松，今年就会从清华学堂毕业，赴美国留学。”
“难怪这么眼熟。”李谕说。
余青松说：“不知道在美国能不能读个天文学专业。”
实话说天文学是个相当相当冷门的专业，李谕穿越前，全国仅有十来所大学开设天文学专业。
余青松去美国，首先进入的是土木工程学院，然后才转入另一所大学的天文学专业。
1929年，高鲁被任命为驻法公使，余青松接任成为紫金山天文台第二任台长。
高鲁说：“日本东京今年将召开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，以往他们只邀请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法国神父劳积勋，从不问中国的真正代表，令人无比气愤。”
“那今年咱们就搞出点他们弄不出的成果，也羞辱一下日本人。”李谕说。他就爱干这事。
高鲁和余青松瞬间来了干劲：“什么成果？”
“不用很复杂，”李谕想了想，“比如咱们再找到几颗木星的卫星。”
“还有新卫星？！”高鲁有些不可思议。
“木星引力太强，我估计卫星还有很多，”李谕说，“就是发现难度越来越大。”
三年前，美国天文学家海耳主持修建的威尔逊山天文台发现了木卫九，此后长达三十年，没能再发现新的木星卫星。直到1938年才又发现两颗，也是出自威尔逊山天文台。
其实木星卫星非常多，后世发现了至少95颗。其中一颗还是70年代一位业余天文爱好者找到的。
当然了，已经不可能再通过简单的直接观测发现，需要用到照相分析、光谱分析等专业方法。
在这个对宇宙认知不太深的年代，发现几个太阳系内的新卫星仍是件值得称道的事。
几人说干就干。
作为穿越者，李谕清楚知道那里必然有卫星。在这种指导思想下，他们比其他天文台在浩瀚夜空中巡天效率要高很多。
花了点时间，几人最终找到了一颗体积不大的小卫星。
按道理它应该是木卫十一，但既然现在先找到了它，就成了木卫十。
这颗卫星有一些奇特现象，比如它的轨道和木卫九一样，是逆向的。
得到这个结果，高鲁和余青松异常兴奋。
“绝对能让日本人闭上嘴！”高鲁说，他多年前就想出这口气。
李谕轻松道：“将来让日本人目瞪口呆的机会还有的是。”
余青松通过这件事对天文学的兴趣更加大增，恨不得去了美国后直接进入天文学专业。
“早点也好，”李谕很赞成，“天文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复杂，涉及诸多物理学、数学知识。在美国下点功夫，将来咱们继续搞点大动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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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课后，蔡元培和李谕、鲁迅、李大钊等人一同吃饭，本来想叫上辜鸿铭，不过他明显不太想和一帮搞新文化运动的人在一起。
来到饭店，李谕问：“胡适之和辜老先生不太对付？”
“相当不对付，简直是死对头，”蔡元培笑道，“一个刚刚留学回来的毕业生就做了教授，不止辜先生，还有很多老先生无法接受。”
“适之教的什么课？”李谕问。
“中国哲学。”蔡元培说。
胡适在美国学的就是哲学，算他的老本行。
“学生们的评价怎么样？”李谕有些好奇。
蔡元培对李大钊说：“守常（李大钊字）与学生来往较多，应该更了解。”
李大钊说：“昨天我听文科学院成绩最好的傅斯年评价，适之讲的墨学一课不太理想，就像外国汉学家讲中国文学，虽然有些观点比较新奇，但大多浅尝辄止，没有深入探究，也不太适合中国人。”
傅斯年是后来的史学大家，目前在北大文科念书。
他的成绩相当出色，从入学开始就一直位居第一。而且傅斯年颇有“大哥范”，除了学问好，还长得很壮，能打架，讲义气，小时候就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他，现在更是北大学生中的头头。
“另一位成绩很好的学生顾颉刚也有类似评语，”李大钊接着说，“不过傅斯年对适之的总体评价不错，认为‘（胡适）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，但走的路是对的。’”
李大钊为了顾及老师的面子，没有说全，其实傅斯年最后还有一句：“你们（学生）不要胡闹。”
李谕笑道：“学生评价先生，有点意思。”
这是初期北大的一种风气。
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，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，出路也比教习好。所以曾有放弃教习位置而宁做学生的，这个传统让北大学生有一种隐隐的优越感。
民国以来，北大的招生和教师聘请两方面比较随意，没有其他学校那样严格的标准。不少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真的超过老师，北大学生的回忆录里经常看到学生刁难教习的记录。
而胡适能短时间在北大站稳脚跟，真的离不开傅斯年这个学生头头。
后来胡适自己承认，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上的谋逆，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，要赶走他，结果因“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”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。胡适十分感慨：“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…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，没有引起风波。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（傅斯年字）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。”
蔡元培说：“适之十分用功，他知道自己在国学方面比不上一些学生，尤其像傅斯年那种在章门学习过的，所以不仅提心吊胆，也一直加倍学习。”
“这个我知道，”鲁迅说，他也曾拜在过章太炎门下，“适之经常拿一套《章氏丛书》钻研，并且用新式标点圈点了整书，遇到不明白的就去询问德潜（钱玄同字）。有时学到深夜，便只吃个皮蛋对付。”
李谕在多所学校开过讲座，所幸没有受到过什么刁难。
李谕以为胡适过了学生这关就万事大吉，蔡元培却又说：“不止学生发难，北大现有的一些老师也认为适之不通。”
“不通？不通什么？”李谕问。
蔡元培说：“适之上课发的讲义叫做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有位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老师在课堂上拿着适之的讲义说，‘我说胡适不通，果然就是不通。只看他的讲义名称，就知道他不通。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，说中国哲学史大纲，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？’”
“哲学”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很新，是近代从日本那边转译过来的。
既然连“哲学”这个词都没有，中国古代自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。
西方哲学动辄就会谈到一个词——“存在（being）”，这是西方哲学的重中之重。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语相对应。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，也并非什么特别重要的概念。
因为中国文化太长，完全自成体系，没必要去讲西方的“哲学”。
后来胡适想通这一点，便坚持说自己研究的不是“中国哲学史”，而是“中国思想史”。
思想这个词就很有中国味。
但此时胡适确实犯了个小错误，在北大，“哲学史”三字是一个整体概念，即“哲学的大纲”，而不是“哲学之历史”的意思。
那位教授据此取笑胡适，笑得没毛病。
“适之在北大还有那么点水土不服，好在有白话文运动这个强项。”李谕说。
胡适总归混得很不错，成名相当早。
几人慢慢又谈到欧洲大战，毕竟北洋政府已经对德宣战。
李大钊对这方面最关注：“俄国的退出是今年欧洲大战最重要的因素，我在报纸上看到列宁那句‘和平、面包和土地’口号时，就知道东线战场要结束了。”
鲁迅说：“不仅俄国，今年法国的兵变闹得也很大。两边都出事，真担心德国趁势反扑。”
“没这么简单，”李谕说，“法国军队的哗变并非俄国那样的革命，可以压下去。而且美军参战后，西线战场上德国面对的压力只怕会更大，最终的决战要来了。”
法军年初发动了一次大反攻，由接替霞飞的新任总司令尼维勒发动。
不过他的作战计划在战前就被德军全部知晓，因为尼维勒竟然到处演讲，给士兵讲了具体战术……
开战后，尼维勒调集了大量火炮进行火力覆盖，要强攻德军布置的兴登堡防线。
但等法军的火炮弹幕结束后，德军的堑壕、碉堡和炮台并没有受到太大损伤。
法军步兵进攻时，一战战场上最出名的死神马克沁机枪就开始收割了。
尼维勒攻势可以说毫无进展，法军被打残，西线从此主要由英军和德军对峙。
英国人那边，则搞了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核爆炸。
梅西纳山脊战役中，英军在德军阵地下方挖掘了五千多米隧道，埋藏了445吨炸药，凌晨时引爆，睡梦中的德军被炸死2万人。
德军提前发现并做了防爆工作，但没想到英军搞得这么绝。
但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，因为年度大戏在俄国。
李大钊说：“我有些担心华工情况，欧洲大战如此激烈，要是北洋政府派的军队过去了，恐怕损失更惨重。”
李谕说：“美国的士兵还要训练一年才能奔赴战场，可能根本用不着北洋士兵。”
段祺瑞的确按照日军的模式组建了三个师，但他们直到一战结束还没训练完成。
聊了大半天，饭店端上来了饭菜。
鲁迅对大家说：“这家店有道最近名动京城的‘总统鱼’，大家尝一尝。”
李谕看着桌上那盘大鲤鱼，随口说：“很正常的菜，起的名字这么唬人。”
鲁迅解释说：“这是新任的冯国璋冯大总统从北海、南海、中海中捞出来的，异常名贵。”
蔡元培说：“三海里的鱼？里面不都是前清皇室和过去袁大总统养的嘛？”
“所以很珍贵，”鲁迅说，“冯大总统听说这些鱼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，就找商人捞了出来，卖到各家饭店，听说赚了好几万元。”
李谕笑道：“这个总统当得太无趣，搞钱竟要从竭泽而渔的地方下手。”
民国的总统没钱还没权，就图个名，黎元洪也就罢了，冯国璋是个实权派，当了没多久，就坚持不下去。
蔡元培拿起筷子：“我得尝尝三海的鱼有何不同。”
品了几筷，蔡元培说：“味道没太大不同，但鱼真够肥。”
——
从北大返回的几天后，李谕在京师天文台又见到了一个前来拜访的学者，高鲁；随同的还有一名清华学校毕业生，两人都是天文学者。
高鲁是近代天文学家，首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、南京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。
“院士先生，您真把这座古观象台做成了现代天文台的样子！”高鲁兴奋道。
李谕说：“花了好几年，望远镜是从美国运过来组装的。”
“放眼全世界，您在天文学领域都首屈一指，在下不出国就能领略天文学大咖的风采，”高鲁说得很真诚，“我过去在比利时留学，便喜欢上了天文学，回国后一直找不到如此设备优良的天文台。”
李谕说：“我平时比较忙，正好天文台缺人，如果阁下喜欢，可以当个台长。”
“不不不，”高鲁连忙摆手道，“台长还是院士先生做，我只要能摸到望远镜就心满意足。”
“那就做个代理台长，”李谕笑道，“还有北洋政府发的薪水。”
反正要不是李谕凭空出现，京师观象台的台长就是高鲁的。
当然了，要是没有李谕，京师观象台仍然只是个设备落后、形式大于意义的地方。
高鲁异常热爱天文学，三两句劝就顶不住：“多谢院士先生！此前我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天文台是法国人修建的，每天只能干些杂活。”
李谕带他们进入天文台内部，那名清华学生忍不住道：“好壮观的望远镜！比徐家汇的大好多。”
“我似乎在清华学校见过你。”李谕说。
高鲁随即给李谕介绍：“他叫余青松，今年就会从清华学堂毕业，赴美国留学。”
“难怪这么眼熟。”李谕说。
余青松说：“不知道在美国能不能读个天文学专业。”
实话说天文学是个相当相当冷门的专业，李谕穿越前，全国仅有十来所大学开设天文学专业。
余青松去美国，首先进入的是土木工程学院，然后才转入另一所大学的天文学专业。
1929年，高鲁被任命为驻法公使，余青松接任成为紫金山天文台第二任台长。
高鲁说：“日本东京今年将召开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，以往他们只邀请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法国神父劳积勋，从不问中国的真正代表，令人无比气愤。”
“那今年咱们就搞出点他们弄不出的成果，也羞辱一下日本人。”李谕说。他就爱干这事。
高鲁和余青松瞬间来了干劲：“什么成果？”
“不用很复杂，”李谕想了想，“比如咱们再找到几颗木星的卫星。”
“还有新卫星？！”高鲁有些不可思议。
“木星引力太强，我估计卫星还有很多，”李谕说，“就是发现难度越来越大。”
三年前，美国天文学家海耳主持修建的威尔逊山天文台发现了木卫九，此后长达三十年，没能再发现新的木星卫星。直到1938年才又发现两颗，也是出自威尔逊山天文台。
其实木星卫星非常多，后世发现了至少95颗。其中一颗还是70年代一位业余天文爱好者找到的。
当然了，已经不可能再通过简单的直接观测发现，需要用到照相分析、光谱分析等专业方法。
在这个对宇宙认知不太深的年代，发现几个太阳系内的新卫星仍是件值得称道的事。
几人说干就干。
作为穿越者，李谕清楚知道那里必然有卫星。在这种指导思想下，他们比其他天文台在浩瀚夜空中巡天效率要高很多。
花了点时间，几人最终找到了一颗体积不大的小卫星。
按道理它应该是木卫十一，但既然现在先找到了它，就成了木卫十。
这颗卫星有一些奇特现象，比如它的轨道和木卫九一样，是逆向的。
得到这个结果，高鲁和余青松异常兴奋。
“绝对能让日本人闭上嘴！”高鲁说，他多年前就想出这口气。
李谕轻松道：“将来让日本人目瞪口呆的机会还有的是。”
余青松通过这件事对天文学的兴趣更加大增，恨不得去了美国后直接进入天文学专业。
“早点也好，”李谕很赞成，“天文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复杂，涉及诸多物理学、数学知识。在美国下点功夫，将来咱们继续搞点大动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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